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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公有没有去过香港？

微信公众号 2024年03月29日 205 次阅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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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导读这篇文章讲述了一位香港读者与作者一起前往广安参观邓小平故乡的经历。文章回顾了邓小平与香港的渊源，从他16岁时第一次到香港开始看世界，到后来利用香港帮助内地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作者还提到了邓小平在香港的一些个人经历，以及他对香港问题的看法。文章最后指出今年是邓小平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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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一位香港读者来到成都，我们很早就加了好友，这还是第一次见面。起初我感到诧异，因为听说香港人是不怎么用微信的，可他不仅关注了传达室，对许多文章还如数家珍。后台的粉丝数据告诉我，跟他一样的香港读者还有好几千人。我请这位读者吃饭，席间他用蹩脚的普通话问我：第二天想去小平同志的家乡广安看看，一起去好不好啊。我马上回答他，好啊。如今成都与广安之间有高铁，单边两个多小时，一天打个来回没问题。坐在飞驰的列车上，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这位读者比我大几岁，是邓公的仰慕者。他说他非常清楚地记得，邓公辞世时，他跟着父亲来到香港新华社悼念。门口排着长长的队列，许多人都很惋惜，觉得离回归只有几个月，老人家终究没能踏上香港的土地。他说的这件事是很多人在谈及邓公时，一个非常大的遗憾，有“但悲不见九州同”的意味。况且，老人家曾亲口表达过回归后去香港的愿望。那是在1990年1月，他接见李嘉诚先生时说：
_我自己是争取活到九七年，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_
当时，李先生斩钉截铁地说，没问题，我敢买保险。也不知道李先生的保险，后来到底买没有。邓公离回归之日，的确只差了一步。![](/Media/editor/wechat2024-03-298379846787867981/2024-03-297366868475868179.jpg)图为小平同志与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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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的这个心愿流传很广，以至于很多人都认为，邓公从没有踏足过香港的土地。连我们的这位香港读者也不例外。在高铁上我同他讲，老人家不光踏过香港的土地啊，至少还踏过五次，只是那时的香港还不是“自己的土地”。但那座城市对邓小平来说，却还有特别的意义。一个，可以说香港是邓小平开眼看世界的第一站。为什么这样讲？邓小平第一次到香港时，只有十六岁。那一年夏天，他辞别广安，去法国勤工俭学。留法学生乘坐的邮轮从上海出发，首站就停靠在香港。他们在那里停留了一天。一位叫冯学宗的四川同学，在日记里记下了当时他们看到的场景：
_此地背山面海，树木阴翳。商旅云集，街市宽阔，屋宇齐整。此地贸易之人，虽是中国人，但那种种的管辖权是完全属于英国的了。_
这本日记被幸运地保存了下来，我们因此可以了解到，那些留法学生对香港已有了“商旅云集”的印象，对英国的管辖权也有直观的感受。![](/Media/editor/wechat2024-03-298379846787867981/2024-03-298982658670887381.png)图为1920年代的香港。  
  
他们这一路，经马六甲、过印度洋、出苏伊士，行程几万海里。很难想象，这一路所见所闻，在100年前对一位十六岁少年形成的震撼。一个人世界观的开阔，往往来自于地理观的开阔。真正行万里路和仅仅听说过万里路，效果是大不一样的。脚下丈量过的土地，最终会反馈在思想里。不观世界，哪里来的世界观呢？因此，邓公的生平其实有两个特点，一是经历许多起伏，二是走过许多远路。这两点共同塑造了邓小平。他去留学走的是海路，坐的是轮船；回国时走的是陆路，坐的是什么呢？是汽车。1926年，他从苏联受训回国时，由于当时条件所限，邓小平坐的是苏联给冯玉祥运子弹的货车。从东西伯利亚的乌金斯克，经蒙古的乌兰巴托，再到包头，三辆货车摇摇晃晃、半推半行，经过荒原和草原，沿途是万里冰封、寒风刺骨，饿了吃干粮，冷了烧牛粪。就这样走到西安时，已经是“衣不蔽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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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十岁以前，邓公的一项“主要工作”似乎就是丈量亚欧大陆。他从东走过西，也从南走到北。香港是他开始看世界的地方，也是他的一个伤心之地。1930年1月，邓小平从广西取道香港、越南，回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当时，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张锡瑗正在上海宝隆医院分娩。可惜，张锡瑗产后得了一种叫产褥热的病，产子后几天就不幸离世。他们的孩子最终也没有保住。邓大姐曾说，张锡瑗的死让邓小平十分悲痛。可是由于广西前方军情紧急，邓小平来不及掩埋妻子的遗体，就再次取道香港赶了回去。一个月前经过香港时，邓小平是一个人；一个月后再途经香港时，他就更是一个人。邓公不写回忆录，没人知道他那时的内心感受。在香港，邓小平找了一个人。这位同志叫李强，原名曾培洪，他后来曾担任国家外贸部长。当时，李强同志在香港建立地下秘密电台。邓小平找到他，一是为了明确无线电联络的呼号；二是，拜托他回上海后，帮忙料理张锡瑗的后事。李强同志是特科的工作人员，当年一些党内同志牺牲后，后事都是由他负责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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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公在香港的足迹，停留在了1930年代。不过巧合的是，当几十年之后，香港再次出现在他的视野里时，接受他委托的一个人，还是李强同志。1978年底，三中全会召开，深圳等特区的建设也开始启动。邓小平一直思考着怎么利用香港，帮助内地的现代化建设。其实在这之前，他在接见香港朋友时，就说了一段话：
_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可以打开各方面的关系。_
他的这个发言，与以往的调子截然不同。1978年的12月，时任外贸部长的李强同志受命前往香港，他公开宣布，中国将接受外商投资，也欢迎贷款。他还经过邓公的同意，邀请当时的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麦理浩，这个安排，给国际社会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即中国政府已正式把香港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邓公有大量关于香港的谈话。这些谈话里，既有我们熟悉的“五十年不变”，也有一些话在今天看来，可以称之为精准的预言。  
比如，针对有的人担心中央政府的干预。他十分肯定地说： _有些干预是必要的。要看这些干预是有利于香港的利益，还是损害香港人的利益。_
他还在谈话中，提到了什么样的人能参与治理香港： _参与者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爱国者，也就是爱祖国爱香港的人。_
但是，在这些公开的谈话里，他几乎没有谈到自己与香港的渊源，也没有提及早年间对这座城市的印象。因此很多人会认为，他从未去过香港。唯一一次可能有点涉及个人感受的谈话，是与金庸先生。1981年7月18日，他对香港的这位知名报人兼武侠小说家讲道：
_你的小说我读过，我这是第三次重出江湖啊！你书中的主角大多历练磨难才成大事，这是人生规律。_
对自己经历的苦难闭口不谈，这是邓公的一大特点。能讲到这个程度，就算是少见了。我们知道诉苦算是人的本能，因此磨难会造成祥林嫂；但能做到不说，就会造就一个钢铁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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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香港读者聊着天，不知不觉列车就接近了广安。窗外可见繁忙的春耕景象。广安这地方虽然地势不算平坦，但是个产粮大市。当年重庆直辖时，重庆曾有意将广安也纳入进去，就是因为这里产粮。不过据说因为邓公说过“我是四川人”，这个提议方才作罢。我们来到邓小平故里旅游区。这里距离广安城中心只有几公里。邓小平自十六岁离开故乡后，就再没有回来过。他的官方传记里提到，临去法国之前，母亲怕自己的儿子吃苦，又东拼西凑了一些钱给他。此一别，就是生离死别。邓小平也再未见过自己的母亲。广安我还是读中学时来过，印象很模糊，这次很想再看看故居的陈列。可是，没有提前做好功课，故居处于闭馆整修中。我和远道而来的香港朋友都感到很遗憾。我们只好逛逛周边，闻闻这里春天的气息，缅怀一下这里走出去的人物所谱写的春天的故事。我们忽然反应过来，今年的八月，将是邓公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Media/editor/wechat2024-03-298379846787867981/2024-03-298178776577697788.png)图为1992年，小平同志在深圳眺望香港。  
  
参考资料：邓小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邓小平传1904-1974，中央文献出版社我的父亲邓小平：战争年代，三联书店邓小平大智慧处理香港回归，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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