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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西南联大侧记：高情商高智商高政商处置闻一多遇刺后事_私家历史_澎湃新闻-The Paper

历史资料 2024年04月22日 287 次阅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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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导读本文介绍了清华大学的校长梅贻琦的生平和工作经历。梅贻琦是清华的“直接留美生”，在清华任职期间，他致力于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并且对清华有着深厚的眷恋和爱护。文章还提到了梅贻琦在处理闻一多遇刺事件后的应对措施，以及他对左派教授的保护和

清华建校110周年，卓越的校长有两位：其一梅贻琦，其二蒋南翔。梅贻琦之于清华，正如蔡元培之于北大。他是清华的“直接留美生”，在校史上又称为“史前生”，即在清华学堂1911年4月26日成立前庚款留美。

1909年6月，清政府外务部在北京史家胡同组建游美学务处；8月招考首批“直接留美生”，考生630名、录取47名，梅贻琦列第六名。他是清华大学任期最长（含北京清华17年、寓美和新竹清华14年）的校长，经常用“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梅贻琦《抗战期中之清华（二续）》）表达对清华的眷恋和爱护。

陈岱孙在为《梅贻琦先生纪念集》所作的序言中，称梅贻琦“一生的业绩和清华大学是结合在一起的”。清华人也尊称这位可信、可亲、可敬的校长为“永远的校长”、“终身的校长”。“大家公认，清华能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追上北大，同为中国最高学府，梅校长是数一数二的功臣。”（柳无忌《张、梅两校长印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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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

**处置闻一多遇刺后事**

清华和西南联大是国共两党争夺青年、争夺人才、争夺意识形态的主战场之一，梅贻琦看得透彻，也清楚谁做校长都为难。据其日记，1945年10月28日，他应章廷谦之邀，与傅斯年、杨振声、樊际昌、钱穆、周炳琳、汤用彤等北大教授午餐后，谈及时局与学校将来，一语中的：“国共问题不得解决，则校内师生意见更将分歧，而负责者欲于此情况中维持局面，实大难事。”“深盼短期内得有解决，否则匪但数月之内，数年之内将无真正教育可言也！”

梅贻琦对民主斗士闻一多的“过激”言论并不认同，在日记中颇有微词。例如，1945年11月5日晚六点，梅贻琦在潘光旦家，与闻一多、闻家驷兄弟以及曾昭伦、吴晗、傅斯年、杨振声等名士餐叙，大家豪饮九斤多酒，饭后畅谈政局和校务至深夜十二点。他在日记中吐露心声：“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但颇怀疑；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

又如，1945年12月14日记载，“一多实一理想革命家，其见解、言论可以煽动，未必切实际，难免为阴谋者利用耳。”

再如，1946年4月14日，清华、北大、南开即将各自复校，昆明联大校友会召开“话别会”。梅贻琦在日记中说：“会中由闻一多开谩骂之端，起而继之者亦即把持该会者，对于学校大肆批评，对于教授横加侮辱。”“民主自由之意义被此辈玷污矣。然学校之将来更可虑也。”次日，清华资深教授马约翰来梅宅，谈及14日校友话别会的情形，“极为气愤”。

1944年11月29日下午，闻一多在西南联大知识青年从军动员会上即席发言，从青年的角度引导“现在我们在政治上受压迫，说话也没有人听，这是因为我们手里没有枪”，认为“必须对军队加以改造，而这个任务已落在了青年人身上”。闻一多之子闻黎明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青年远征军》中评论，“闻一多的即席发言，表现了他政治幼稚的一面。”

1944年，国民政府暗示西南联大解聘闻一多等数名进步教授，梅贻琦从未理睬，更不执行。而闻一多遇刺后，他迅速采取系列应急措施，展示出极高的智商、情商与政商。

查阅梅贻琦相关日记，1946年7月11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委李公朴遇刺后，他只是在次日一笔带过，“光旦迟来，始悉李公朴昨晚在学院坡被暗杀消息。”而7月16日下午5点多，潘光旦夫人跑入告知清华教授、联大教授闻一多被枪杀、其子重伤的消息，他尽管“惊愕不知所谓”，还是迅速作出四项决定：

一、马上派遣庶务科主任赵世昌前往闻家照料；二、派联大训导长查良钊前往警备司令部，用意当然是打听消息，并要其注意其他教授的安全；三、当晚发紧急电报告教育部；四、当晚分别致公函给法院、警备司令部、警察局。忙到次日凌晨1点余才睡。在日记中谴责刺杀闻一多的主凶，“察其当时情形，以多人围击，必欲致之于死，此何等仇恨，何等阴谋，殊使人痛惜而更为来日惧尔。”

次日，他有条不紊继续采取多项行动：一、上午与夫人韩咏华往云大医院探望闻一多夫人及子闻立鹤伤势；二、中午去警备司令部拜访总司令霍揆彰，可惜没遇上，留下名片；三、李公朴、闻一多接连被特务政治谋杀，联大教授尤其是左派教授人人自危，他下午提议大家聚居一处以便保护；四、下午四点成立闻教授丧葬抚恤委员会；五、下午六点多又往美驻昆明领事馆，探望潘光旦夫妇、张奚若。

潘光旦夫妇是15日深夜十二点，由美领馆副领事Roser和两美军以吉普车接入美领馆避祸。梅贻琦与Roser交谈后获悉，美领馆已住有十七八人，还包括费孝通一家。7月17日，他安排赵世昌购买米、面、糖、茶、火腿、黑大头（按：云南特产蔬菜）、毛巾等食品和生活用品，送到美领馆，给避祸的教授及其家属们使用。下午联大常委会开会前，他带领全体常委前往云大医院，视闻一多入殓。

7月24日下午，梅贻琦主持闻一多追悼会，并主祭。7月30日下午，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云南省府大客厅约各界百余人茶叙，云南省主席卢汉、警备总司令霍揆彰、党部主任委员邓飞黄等地方政要先后发言，梅贻琦认为不痛不痒，“言词多无大意味。余觉不能不说”，公开为遇刺的闻一多声张正义：“要求早日使此案破获而将凶犯尽法惩办，及向各位对闻之死表示慰问者及军警当局为同人安全多所布置者，表示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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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

**保护左派教授**

办高等教育不仅躲不过、绕不过政界大咖，反而需要主动接近争取更多资源，为大学和师生谋取更多的正当权益。张伯苓、胡适、傅斯年、竺可桢任大学校长如此，梅贻琦任大学校长也如此，他与蒋介石关系虽不如张、胡、傅、竺这么亲近，但也有多次互动。

1945年9月20日，全国教育善后复员会议在重庆召开，梅贻琦在预备会议上被推任为副议长。五天后，蒋介石在军委大礼堂宴请，“余被排座在主人之左，得与谈话。”10月10日是中华民国国庆节，蒋介石只邀请清华校长梅贻琦与北大代理校长傅斯年两人，至官邸午饭，梅“到后始知更无他客，饭前后谈及者为教育复员问题及共党问题”。（《梅贻琦日记》，1945年9月25日、10月10日）

1946年，蒋介石下手谕，要求清华复校后整顿学风、恢复学术研究风气。6月14日，梅贻琦、光华大学校长朱经农至教育部，与主任秘书翟毅夫商讨落实事项，提议实现二事：“1、生活安定；2、研究设备充实，然后学术风气自必恢复。”

1946年6月25日下午，蒋介石在官邸会见梅贻琦和教育部长朱家骅。蒋问：“复校计划何如？”梅答：“暂定双十节开学。”蒋又问：“下（学）年校中办法如何？”梅既扣准蒋手谕的两个指示，报告自己的落实设想：“仍当注重学术研究风气之恢复，倘使教授们生活得安定，研究设备得充实，则研究工作定更有进展。”

更为精彩的是，梅贻琦借此良机，直接向最高领导人淡化清华左派教授的作用，减轻蒋的疑虑，“清华教授中近有少数言论行动实有不当，但多数同人深不以为然，将来由同人自相规劝纠正，谅不致有多大（不好）影响。”解决方法是学术自由、大学自主，潜台词是反对政治干预，“此数人以往在学术上颇有成绩，最近之举动当系一时之冲动，故极希望能于（同人）规劝之中使其自行觉悟，则其后来结果必更好。”

梅贻琦没有在蒋介石面前点出清华左派教授们名字，但双方都心知肚明，当时三四位清华教授鲜明的反政府、反国民党立场众所周知。四个多月前，教育部长朱家骅与他会谈时，“对于张、闻、潘等之举动谓殊于清华不利，实善意之警告也。”（《梅贻琦日记》，1946年2月17日）其中所指三人，即张奚若、闻一多、潘光旦；还有一人未点名，就是吴晗。朱家骅点名这三人，蒋介石当然也清楚。

梅贻琦对张奚若的政治立场颇不认同，但不干预其言论自由，只是在1946年3月3日的日记中记载：“于《学生报》见奚若谈话一段，其主观实太强，而于批评同人之处，尤为欠妥。其肝气近来似更盛矣。”梅祖彦在《西南联大与梅贻琦校长》中评论，“父亲深知在知识分子身上，既有崇高的爱国心，又有强烈追求学问的愿望。应该说，对知识分子心态了解之深，当时少有如他的人。”

梅贻琦还向蒋介石解释若干教授激进的原委，“或尚有一原因，即其家属众多或时有病人，生活特困难，而彼等又不欲效他人所为在外兼事，于是愁闷积于胸中，一时发泄，火气更大。”关键是定性为生活（经济）问题，而非政治问题！蒋认同梅的观点，“点首曰，生活问题实甚重要。”朱家骅现场趁热打铁，“乘机提教员待遇及经费应增高等问题。”

**“酒圣”社交**

竺可桢日记多述公务，且详尽；梅贻琦日记多述私谊，且简约。梅夫人说丈夫“一生不喜以诗文抒发感情，只是做做演讲，因此留下文字很少”。（韩咏华《同甘共苦40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毋庸讳言，梅贻琦在西南联大时期的日记，繁忙公务少记、少评，大量篇幅是饮酒、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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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梅贻琦全家照

他好酒，酒量极佳，酒品极好，且有贪杯之嫌。多次喝酒过猛而醉，自责“以后应力戒，少饮”，（《梅贻琦日记》，1945年10月14日）仍然一饮再饮。

仅以其1941年日记为例，据他本人的确凿记载，至少十次喝酒过量，甚至有当场失态呕吐，感觉惭愧。1月11日，宴请云南建设厅张厅长夫妇等共三桌，“大家酒兴颇好，共饮三十斤，多数皆有醉意。余返利烟村后，亦即睡下矣。”以梅贻琦的海量和主人身份，女性宾客喝酒相对男性也更少，他当晚所喝的酒肯定超过人均一斤，回去即睡，显然也是已有醉意的“多数”之一。

3月10日，“早起微觉不适，盖昨晚饮酒稍多矣。”3月30日晚，他为方钜成证婚喝过一场，又赶第二场陶孟和宴请，敬酒一圈，喝得太急，“竟有醉意，归房即吐，未解衣上床睡去矣。”5月23日，与清华校友夜宴，“连饮廿杯，而酒质似非甚佳，渐觉晕醉矣”，“十点左右由宝弟（按：胞弟梅贻宝）等将扶归来，颇为愧悔”。6月28日，拜访位于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代所长董作宾家晚饭，“饮酒稍多，更觉闷热，汗出如浆”，“余显有醉态矣”。

7月18日，参观川大后出席清华校友午宴，“饮大曲十余杯”，“恐余亦微醉矣”。7月25日晚，在成都赴邓敬康、王孟甫饭约，与朱自清等“强饮约廿杯，微有醉意矣”。8月4日，在刘鸿万家晚宴饮大曲，饭后打了一圈麻将，“在堂屋坐椅上竟睡去，盖亦有几分酒意矣”。8月11日，午餐“饮大曲，酒杯颇大，五杯之后若不自胜矣，临行竟呕吐”。12月6日，在云南省党部“饮升酒五六大杯，席未终竟颓然醉矣，惭愧之至”。

梅贻琦还是个十足的吃货，嘴很刁，见多识广，称得上是美食家。仅以其1946年日记为例，1月3日，约李书华夫人、张奚若夫人、刘淑清夫人等便饭，“菜系自做，尚好，仍嫌稍多耳”；1月9日，邓君请客，主妇“为湖南籍，颇善烹饪，但稍嫌太丰耳”；2月5日，杜聿明夫人请客，他评论“酒菜及同座皆无意味，但主人盛意至可感也”。

2月9日，戴芳澜夫妇请客，他评论“菜甚多，惜欠精”；3月10日，范秉哲夫妇请客，他评论“西餐甚佳，惜太多。酒亦好，惜太甜”；6月19日，杨振声请客，他评论“菜为闽味，陈厨所做，颇精美”；6月27日，战地服务团少将主任黄仁霖请客，他评论“菜颇丰盛，且有酒”。

7月4日，国民外交协会请客，他评论“西餐食时乏味”；9月13日，与清华校产保管委员会陈岱孙、施嘉炀、毕正宣三人在灯草胡同14号陈宅，宴请胡适、傅斯年、杨振声、汤用彤、郑天挺等北大教授，“菜为陈宅女仆烹调，颇精美”；9月24日，与胡适夫妇、傅斯年夫妇、张伯驹等在傅宅便饭，“惜菜中鱼、虾、蟹皆不新鲜，客皆勉强终席。”

他是品酒大师，曾在日记中暗示主人宴请的酒，先好后次，以次充好。例如1942年12月17日，吴肖园夫妇请客，“三五杯后渐呈浑色，便未多饮，而最后一杯竟有烧酒味甚重，不堪问矣。主人不知饮也。”1943年7月9日，万国宾请客，他在日记中记载“酒初饮颇好，数杯之后便不同矣”。

1947年4月，清华复校后首次校庆，也是校友返校节，在工字厅设宴款待校友。大家相互敬酒，忽然有人倡议，各年级依次向校长敬酒。每年级集团敬酒都要求干杯，不干不退，于是梅贻琦只好干了一杯又一杯。“席散后，自行迈步回家睡了一觉，起来继续招待宾客，当晚参加同乐会，若无事然。”（梅贻宝《五月十九念“五哥”》）

梅贻琦如此好酒，首先是社交需求，中国是个人情社会，无酒不成宴。不仅与教育文化界同人联谊，还需与政界、军界、社会贤达、地方派系等维持良好润滑，最简单高效、最接地气、最适合中国人的办法就一个——喝酒。越是豪爽，越易交友。叶公超在《忆梅校长》文中就评论，梅先生“那种很轻易流露的豪气，使他成为一个极理想的酒友”。

例如，1943年3月13日，云南省主席龙云宴请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邀梅贻琦作陪。他获悉母亲去世仅9天，正处于守孝期，“不得不往，无黑布马褂，改穿深色西装、黑领结，孝服在今日殊不易讲究也。”

他提议创办清华服务社，赚钱后分红，从而改善清华、西南联大教师的收入和生活。为服务社运营事，他多次宴请公关。例如，1943年9月24日，宴请警备总司令卢汉、云南省政府四个厅长等，在日记中明言，“系为清华服务社请帮忙”。10月21日、1944年5月8日，两次宴请美军“SOS”军需供给部队上校Jordan等人。

其次，抗战的日常生活实在太清苦，“在家食饺子（锅贴），竟贪食太饱，颇不适”。（《梅贻琦日记》，1946年8月17日）有宴请、有美酒、有佳肴、有良友，既可让他打打“牙祭”改善伙食，又可增进相互情谊，何乐而不为？

他喝酒还有个特点，有请常到，而且赶场，与胡适习惯只出席一次饭局不同。这必然导致他饮酒过量、过急。例如，1943年1月20日晚，他参加6点半陈立夫在教育部的宴请，7点余再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饭约；又如，8月11日晚，又赶两场饭局，“未多饮，已觉微醉矣”；再如，1946年1月13日晚，饭约竟然有四起，他赶了清华庶务科主任赵世昌家、体育部主任马约翰家、工学院院长施嘉炀家三场，心理系主任周先庚做东的饭局实在来不及去。

梅贻琦1941-1946年日记汇编出版时，其子梅祖彦有篇短文《写在本书出版前的几句话》，其中认为，父亲“晚年得的中风病肯定是和饮酒过多有关”。梅贻琦还好为酒师，曾教北大陈雪屏教授怎样喝酒。但最后下了结论，认为陈雪屏“不可教也”。（林从敏《追忆校长梅贻琦先生》）

梅贻琦喝酒名气极响，酒品极好，甚至不少酒友称其为“酒圣”。曾任“内政部长”、“教育部长”黄季陆就称赞：“我所仅见的能饮而最具酒德的一人。他从不向人求饮，可是谁向他敬酒，无不有求必应，数量的多少完全由对方决定，从来不予拒绝。他酒量之大，饮酒态度之雍容有度，安详而不任性，可以说得上是酒中的圣人！”

“酒圣”也醉，其中一次是被抗战前即有“酒霸”之名的黄季陆闹酒放倒。1960年秋的某个星期三晚，在阳明山“行政院长”陈诚官邸处聚餐，酒过数巡之后，陈诚特别拿出友人赠送的稀罕珍品——两瓶拿破仑白兰地酒。

陈诚、蒋梦麟、傅秉常略微品尝，大部分由梅贻琦、黄季陆、袁守谦三人分享，黄闹酒助兴，梅饮得最多。结果散席时梅已醉不能行，竟不能站立向主人告辞，需黄扶着上车，到下车时更是烂醉如泥，需由清华台北办事处工友背到卧室。连夜电话请一位行医的清华校友前来解酒，一直到深夜十二点后，才安静熟睡。（黄季陆《酒杯边的琐忆──兼记梅贻琦先生饮酒的风度》）

黄季陆回忆这段往事，当时心情惊慌自责，担心梅高龄过度饮酒出事；梅熟睡一夜后平安如常，隐约又有自得，“酒霸”亲眼所见、亲手放倒“酒圣”，试问世间能有几人如此幸运？自豪感、幸福感爆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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