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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改革开放四十年

微信公众号 2024年07月23日 238 次阅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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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导读 “最讨厌的就是他妈北京人，搞得那些zz局委员都是他亲戚一样。”

很久前你仰面躺着枕在父亲的手臂上听他教你辨认诸神的模样那时候万物都运转得迟缓夜晚与白昼比如今漫长  
看，父亲指着天空说看那颗最闪烁的，它离我们太遥远今夜我们见到的，只是它从前的脸你十九岁的时候，见的是今夜的它你三十一岁时，才能看到十九岁的它  
那一夜湖面还没有结冰积雪上落了一层松针你躺在枯草上以为岁月只是穿越宇宙的弧光  
大地肃穆地旋转冬夜里少年的睫毛总是挂满冰霜你说你要成为世界的垦荒者前往最寒冷的岛屿生火十九岁的你一面说着一面指那颗遥远的星给我看恒星究竟在焚烧什么呢行星又为了什么而运动呢十二年后我们是不是还会留着这把小刀子每梦到对方一次就在礁岩上刻一个海浪  
冰雪雕刻群山的过程永远在寂静中完成父亲与更古老的父亲也枕在自己祖先的手臂上  
我早就记不清你的年纪是七岁还是一万零七岁旅人的脚印从不重叠命名了一粒沙子 就忘记其他的  
许多年前某个冬天有两个孩子躺在湖边的荒草上他们期待着，期待夜晚也期待白昼他们沉默地交谈，笑着悲伤——【魔山 一万光年】

郭永昌，曾经是周口项城市当年的文科高考状元，西南政法学院七九级高材生，关于他入狱的前因后果百度可以找到答案。而出狱后郭永昌去了哪里呢？其2017年的微博写道：“我被第一家上市公司聘用，给了我六位数的年薪。其实这个事从开始都比较别扭，第一我不懂食品生产经营，第二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我是真的不看好。但是架不住人家热情相邀，可以说是三顾茅庐。董事长老实、厚道，是中国最有情怀的企业家之一。到公司的第一天，他就告诉人力资源部和董事办，他享受什么待遇，我就享受什么待遇。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如此。但半年后，我就离开了。在那个公司，我一天都没真正高兴起来过。不是公司不好，董事长省吃俭用，对员工厚爱有加。他每天夙兴夜寐，鞠躬尽瘁，但是仍然挡不住日益下滑的销售业绩。.....于是我来到一家房地产企业，但是半个月后我就离开了。原因是，这个企业管理太好了，精打细算，打印纸两面用，老板还坐着十几年的破车。关键是，他告诉我，这个公司有三分之一二十年以上的老员工。而我在这个公司的薪酬是最高的。.......我去了另外一家房地产企业，他们给我的年薪还给得高高的。”结合网上传闻的2016年好想你枣业副总经理郭永昌，看来应该是同一人。2017年5月2日，有网友在东方财富网的股吧询问：“请问副总经理郭永昌离职了吗？”好想你回答：您问题中提到的郭永昌先生并不是我公司的副总经理，具体人员信息请与公司人力资源部门核实。如果是这样的话，郭永昌也就是在该公司干了半年。至于以后他去了那家房地产企业就不得而知了。

纪录片导演周浩拍过两部官员个人传的纪录片，一部是《大同》，介绍了大同市长耿彦波的故事。另一部便是《书记》，介绍了信阳市固始县县委书记郭永昌。当时周浩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郭永昌，说想了解官场上的真实生态，郭永昌爽快答应了，于是周浩就这样带着摄像机跟随郭永昌，记录下了还有四个月就要离任的一位县委书记的生活。

郭永昌，男，1963年4月出生，西南政法大学79级校友，系信阳市选区选举的省十一届人大代表。1983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漯河市司法局副局长、市外贸局局长，1997年7月任漯河市源汇区区长，2001年4月任漯河市源汇区委书记，2004年4月任信阳市委常委、固始县委书记，2008年2月至2009年任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省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于2009年5月被双规。

**【** **我心中的改革开放四十年** **】** ****

作者：郭永昌

母亲活着的时候，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多亏了邓小平！多亏了邓小平！我还没有来得及问她多亏了邓小平什么，她就去世了。这句话就成为一个永远的疑问。

不过，也不尽然。其实往深处想想，她这句话有着高度的理论概括能力和丰富的延展性。吃饱肚子了，多亏了邓小平；揣着电话到处跑，蹲在马桶上还能给老婆汇报工作，多亏了邓小平；吵架气休克了，一个电话召来救护车，多亏了邓小平……至于对我来说，则更具体。作为一介卑微到尘埃里的草民，找到一个县长貌美如花的千金做老婆，也是多亏了邓小平。

倏忽之间，改革开放就40年了。40年前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很多人都忘了。那个改变中国的人，也与我们渐行渐远，背影越来越模糊。前天我看到著名经济学家向松祚写的一篇文章，《世上再无邓小平》，我就想，如果把这句话放在我娘那句话的后边，也足以达到贾谊在《治安策》里描述的那种境界了：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

卑微如我者，心有千千结。有时候喝大了，也想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恕我寡陋，在我有生之年，知道的伟人几稀。但我想，几千年来能把中国带入世界并产生积极影响的，不就是邓小平一人吗？这个小个子男人身上所积蓄的智慧和力量，以及他对于中国经济社会所给出的路标，才是吾国吾民最终的福祉。

一

在我们镇子上，我跟一个大队领导的儿子是同岁，也是同班，我们两个的关系也特别好。有一天下午我去找他，被这个干部挡在门外，他说：“今后你不要再来我家找我儿子玩儿了！”

我说：“为什么啊？”

“不为什么。”

我扭头刚刚离去，他就在背后恶狠狠地说：“就你们家，社会关系肮脏得像屎一样，今后还想当兵当工人上大学，门都没有！”

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不大听得懂他的话，以为他又喝醉了发酒疯。回去学给母亲听了，母亲沉吟了一会儿，只淡淡地说：“以后别去了。”

后来慢慢的我知道了“社会关系”这四个字的厉害。上学之后就开始填档案，其中有两项，一个是家庭出身，一个便是社会关系。我父亲很小便被爷爷赶出家门，没有土地，因此我们家落了个“贫农”；但社会关系这一栏，我就不知道怎么填了。去问我姐姐，姐姐说，不要填了。我再问，她说，咱们的社会关系太复杂，没法填。

“脏”和“复杂”估计是一个意思。等慢慢懂事了，我才知道我们家的社会关系有多复杂。我大伯是会道门头子，历史反革命；我六个姑姑，分别嫁给了地主和资本家；我的舅舅家是富农；至于其他亲戚，几乎没有一个家庭出身是干干净净的。

我记得有一年，为了我大姐推荐上大学的事儿，需要找大队审批盖章。我父亲给中间人说好，请大队干部吃饭。父亲从几十里外工作的地方赶回来，精心准备了两天，弄了一桌丰盛的酒席。结果到晚上吃饭的时候，一个人都没来。父亲坐在院子里，看着一桌饭菜抽了一夜烟。

很多年后，我在一篇文章里读到，胡锦涛在甘肃省建委当副处长的时候，为了给文革期间被冤枉的父亲平反，专门跑回江苏泰县，在当地最好的饭店摆了两桌，想请书记县长吃饭，“中午11点多他就过去等着。12点过去了，1点过去了，他孤零零的一会儿站一会儿坐，一会儿跑到门口看看，一会儿跑进厨房去向厨师们道歉。一直煎熬到下午两点愣没有一个人来赴宴……胡锦涛不知自己是怎么离开那里的。走在路上没人注意时，他才流下了一发不可收拾的眼泪，发誓不再回这个让他想起来就心痛的地方。从此他将自己的籍贯从江苏改成了安徽。”

胡锦涛哭没哭我不知道，估计那天晚上我的父亲万念俱灰，欲哭无泪。

1977年，由邓小平拍板决定恢复高考，取消了“政审”和“领导批准”，录取与否由考生的分数说了算。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这两项，首先从高考制度上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从此开始，一个人的一生，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而不再是靠出身决定了！

1978年，我一个姐姐考上了。1979年，我参加高考。因为第一科语文考试我晕场，一个多小时我就交卷出来了，因此也没抱多大希望。

有一天晚上，下着瓢泼大雨，我正在家里吃晚饭。突然看见我们学校的张老师冒着大雨跑了过来。他没打雨伞，浑身湿透了。我赶紧站起来迎出去。他就站在雨中，紧紧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你考上了，你是今年的高考状元！你的高考作文见报了，是满分啊！”

他是一个右派分子，也是因为恢复高考缺老师，刚刚才把他从下放的农村聘请回来。

这一幕，被我老婆写进了小说里。

二

我们镇子以寨内为镇中心，其余分为南头、东头、北头和西头，共五个部分。我们家住在西头，改革开放前，我们不知道我家与寨内韩家、北头韩家和东头袁家还有亲戚。东头袁家的老二，与我是同班同学，中间还打过几回架，互相骂得不可开交。

以上那几家，有的是我父亲的表亲，有的是我母亲的表亲。我问我母亲，既然都是亲戚，那时候为什么不让我们知道呢？

我母亲说，因为成分问题，各家的情况都不好，害怕互相之间受连累，所以很忌讳，就断了来往。

所谓“成分”，就是你的出身。如果你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你的成分就是农民，根正苗红；如果你不巧生在一个地主家庭，你的成分包括你儿子以及儿子的儿子，都是地主。

而地主，还有富农、反革命、右派、坏分子，统称“黑五类”，这些都是贱民，只要戴上这些帽子，永世不得翻身。

我的这些亲戚，基本都属于黑五类。

姓韩的那家亲戚，跟我父亲是姑舅表，从血缘关系上讲，是非常亲的。我父亲的大表哥，也就是我的表大爷。是黄埔军校毕业，蒋介石先生的学生。当年他在云南抗日，找了我的大娘，一个云南大盐商的女儿。昆明解放前夕，蒋介石派飞机接他们。到了机场，我大娘忽然改了主意，说当兵跟着谁都是吃饭穿衣，何必逃到一个孤岛上去？于是他们就留了下来投诚解放军了。

从此，我大娘就为她的这个决定，付出了一生惨痛的代价：我的表大爷以及他的三个弟弟，都被迫害致死；我大娘带着三个孩子，生活在严酷的政治压迫下，受尽屈辱。一直到改革开放，国家摒弃和取消了“家庭成分”，使生活在共和国的每个人实现了真正的政治平等，才捡回了个人尊严。

因为“家庭成分”，我的很多亲戚不得不选择了近亲结婚，在那个时候，没有人会跟成分高的家庭结亲。我的大堂姐嫁给了我姑姑的儿子；我的二堂姐嫁给了她的姨表哥；韩家我的二表姐，嫁给了袁家我的大表哥……

在新中国的《婚姻法》中，明文禁止近亲结婚。三代以内的近亲婚配，因为夫妻双方有太多相似的遗传因子，后代无法从他们那里产生变异，有害基因将之传递给子孙，就会增加后代发病的概率。

但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面前，遗传疾病大不过生存的渴望。

感谢上帝！我的这些亲戚的后代，以及后代的后代，都幸免于难。他们都很聪明、漂亮。后来我学了法律，才知道全世界很多地方并不禁止近亲结婚。日本、瑞典、澳大利亚、奥地、荷兰、俄罗斯等十几个国家以及美国的十几个州、阿拉伯国家中的一半以上，都支持近亲结婚。

近亲婚姻出现傻子与出现天才的几率一样高。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们学校比我早一年的高考状元，家庭出身是地主，他快三十岁了也没找到对象。后来人家给他介绍了一个带着三个孩子、大他十多岁的妇女，正准备结婚的时候，他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

现在，他已经成为科学院某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有一年同乡聚会的时候，我与他聊起了这段历史。他羞涩地回避着，王顾左右而言他，一副小心翼翼，怕被烫着似的表情。

我的同学说，他一辈子都没从家庭阴影里走出来，一直就这么战战兢兢地生活着。

三

我的母亲心灵手巧，是个远近闻名的裁缝，在最困难的环境下，她都尽量让孩子们吃饱穿暖。因此，我上学的时候总是穿得体体面面的，冬天有半大棉大衣，厚棉鞋，还有皮帽子，围脖。夏天上身是的确良白短袖，下面是深蓝色短裤，姐姐整天笑我打扮得跟贾宝玉似的。

因为穿这样的衣服，我徒增很多烦恼。要么是棉袄被人从后面剪个口子，露出白森森的棉花，要么是白短袖被人甩上了墨水，洇得背上像花狗似的。

有一次，我们班的一个班霸，蛮横地堵在教室门口，讥讽我道：“你威风啥啊，天天穿得比干部还烧包！”

他是一个小儿麻痹症患者，每天拄着两根拐杖上学，谁稍微忤逆他，他就拿着拐杖上来揍你。

我气得哭着跑回了家，从此再也不穿新衣服了。这个优良传统一直保持到现在。新买的衣服，我一定会当成睡衣，在家磨成半旧才穿出来。

我的这个同学说的也没错，那时候从干部到老百姓，一律都是黑蓝两色的衣服，大部分都是自己织的粗布。当时有一首传遍大江南北的顺口溜是这样说的：

大干部，小干部，

一人一条尼龙裤，

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

染黑的，

染蓝的，

就是没有社员的。

估计日本1945年撤出中国后，首次回到中国来的就是化肥吧！日本产的尿素，就是比我们国产的好。不板结，施了之后肥效也好。装化肥的袋子，就被各级干部贪污，做成了裤子，穿着它骑在自行车上，迎风飘扬，那叫一个威武！不过，如果印染技术不好，穿不了两水就露出“日本尿素”的底子来。

资料上说，有一次毛泽东主席带着工作人员南巡，在石家庄停车后，他让放半天假，让工作人员去市内转转，体验一下民情。结果一个工作人员回来后，高兴地告诉他，她在商场排了半天队，终于买到了一块的确良！这话让毛主席兀自伤感了半天，后来他跟周恩来讲，想不到我们革命几十年，群众连的确良都穿不上！

改革开放后，物资极大丰富，人民的衣装也变得丰富多彩。我娘的缝纫店生意兴隆，扩大了很多，还招了几个徒弟。她成为我们地区第一批万元户，还披红戴花领了奖。有一次我回家去店里看她，有个人正在张牙舞爪地跟我娘磨嘴，情绪很是激动。原来给他做的西装，没有按他说的在后面开衩，嘟嘟囔囔不愿意。我看他是低我一届的学生，便说了他几句。我娘一边跟人家道歉，一边呵斥我。想想几年前我们穿的大裆棉裤没有开衩，也从没嫌弃过。忽然洋装穿在身，就变得横挑鼻子竖挑眼了，不禁哑然失笑。

王小波说，没衣服穿的时候，能看出来谁是中国人；有衣服穿了也是；香港满大街的华人，一眼就能看出谁是从大陆来的。

四

在我们镇上，我家的生活条件稍微好一点，还不至于天天饿肚子。隔一阵子我娘还会给我们改善一次生活，杀一只鸡，或者割一块肉。可是每次改善生活，我们吃的还没别人吃的多。我娘说，别人家都吃不饱饭，我们吃这么好，人家会说闲话。一顿饭做好，差不多左邻右舍要送个遍。

我娘爱吃，主要是她年轻的时候饿怕了。她经常给我们讲六十年代饿死人那档子事儿，说她跟我姥娘一起排队领吃的，排着排着前面的人忽然饿倒了，就有人把他拉到后面，收拾收拾扔锅里给煮了。这故事常常让我听得毛骨悚然，本来饥肠辘辘的，一点胃口都没了。有一次我问她吃过人肉没有。她矢口否认，说人肉会能吃？

很多年后，省里一所大学毕业的高中同学来看我。说起他们学校的一桩案件，一个炊事员把一个女生奸杀后，剁成肉馅给学生们包包子了。我娘在旁边插话说，那人肉恁酸，学生会吃不出来？

我看过原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写的关于“信阳事件”的回忆录，那几年，仅仅一个信阳地区就饿死数十万人。有一次在同学群里有个同学说，小时候无忧无虑，天天喝的纯净水，吃的绿色食品，哪像现在天天吃毒？人是最健忘的动物。过去我们何时喝过纯净的水，吃过绿色食品呢？那时候农药四处泛滥，根本没人管。几乎家家户户都能找到1605、1059、3911、666这些剧毒农药，灭蚊灭蝇都是直接喷洒。我还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学校为了防止床铺生虱子，就在席子下面直接洒上剧毒的666粉。人一走进房间，熏得透不过气来。

每当下大雨的时候，我们都往河边跑。喷洒在庄稼上的剧毒农药被冲进河里后，造成鱼类大面积死亡。家家户户都捞很多毒死的鱼吃。岂止是这些呢？那些毒死的猪、病死的狗、瘟死的鸡都会被吃掉，人们没有关于疫病的常识，即使有，那些常识也抵不过人们的饥饿。

饥不择食。

那时候出门，必须要带粮票，否则有钱也吃不到饭，可见粮食紧缺到什么程度。即使大学供应的主食，也是只能喂猪吃的三年以上的陈化粮。我到学校报到的第一天，十来个同学约着去重庆琵琶山看夜景。回来的时候公交车都停了，饥肠辘辘的我们找到一家工农兵饭店，想吃点东西。可人家死活不卖，因为我们没有粮票。

五

上大学之前我没出过门，没见过火车，也没见过楼。在书上，看到“单元”这个词儿，觉得很洋气，很神秘。上大学之后，分到学校的东山大楼里，终于知道“楼”是怎么回事了，可以在楼里洗漱，也能在楼里大小便。楼能遮风挡雨，还不脏鞋，真好。

时间长了，也觉得楼就是这么回事儿。尤其是有时候去老师家串门儿，那些名满天下、在法学界呼风唤雨的老教授，六七十岁的人了，住在筒子楼里，每天往六七楼扛自行车、搬蜂窝煤，看着心酸。

在中国，知识分子不值几个钱，还老是关心天下兴亡，想想也够黑色幽默的。

大学毕业到单位，给我们四个大学毕业生分了一套小两居，两个人住一间，还被反复叮嘱，如果有军队转业干部分过来，我们得随时准备搬家。后来我结了婚，单位给协调了一间住室。这间住室是借人家市委党校的，离市区很远，在远郊。有一次我娘来看我，从汽车站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她看到我就抱怨说，怎么这么远，相当于我去你姥娘家往返好几趟！

这间房子是五十年代建的砖瓦房，山墙只到房梁，上面都是通的。在第一间房子大声说句话，最后一间也能听得清清楚楚。后来我用报纸把房顶糊了糊，看起来好很多。谁知道给老鼠搭建了一个平台，半夜三更他们轰隆隆从头顶呼啸而过。不过这些都能忍受，把门关起来，假装有个独立的小天地，好在多少还有点爱情垫底儿，日子倒也顺遂。

生我女儿的时候，父母非要让我们回去。那时候我爹在医院当院长，在医院分了一套房子。说是一套房子，其实跟我党校的房子差不多，几十年的老房子，四处漏风，还没电，晚上点着油灯睡觉。

我老婆没有受过这样的罪。每晚临睡前，她都打着手电，把墙上、床下，犄角旮旯里的虫子清理一遍。我女儿生下来之后，常常夜里大哭不止，她为突然降临到一个黑咕隆咚、伸手不见五指的世界而悲伤和愤怒。一直到现在，她晚上睡觉所有房间都不让关灯，估计跟小时候受到的伤害有关。

家里通电之后，我爹专门打电话让我买个电视机送回来。不过在家里看电视也作难，没有电视讯号。晚上下班，我爹就找几个晚辈，轮流爬房顶上挪电视天线。他在下面一边喝着小酒，一边指挥着上面。有一次我回家，他喊了几个朋友陪我喝酒。正酒酣耳热，忽然听到房顶呼呼啦啦有上面东西砸了下来。开始以为是地震，出去看了，才知道在房顶挪天线那个人，把屋顶的瓦踩塌了，连人带瓦砸了下来。

六

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只有十六岁。后来我母亲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那时候咋没想着找个人送呢？我从未出过远门，更没有坐过公共汽车。那情景虽然出人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毕竟送我一趟，来回车费得好几十块钱，差不多是我爹一个月的工资。

作为我来讲，那时候也没想到过让人送。后来我读到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深有同感，“于是我冲出了家门，像一匹兴高采烈的马一样欢快地奔跑了起来。”

可是事实上，我的旅途凶险颇多。我要先从镇子坐车到县城，每天只有一班车；从县城到省城，每天有两班车。然后再从省城郑州转火车，坐七十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重庆。在任何一个地方错过车，我都不知道如何安顿自己，要么在车站干等，要么在大街上流浪。

我背着比我还大的包袱，流浪也不是一件易事。但在车站干等，我倒是磨砺出了经验。每次放寒假，我都和我们班的王艳林一起，先乘重庆到汉口的轮船，“即从巴峡穿巫峡”，再转武汉到漯河的火车，再从漯河火车站前转汽车回老家。有时候火车到的早了，我们俩就把行李垫在屁股下，坐在零下十几度的车站广场等车。

后来我在那里当领导，去火车站检查工作。站长带我转着看的时候我得意地给他说，这个地方角角落落我都比你熟。他大为惊诧。我带他穿过火车站旁边的偏门，绕过一个小胡同，来到一个死角。我告诉他，过去我常常来这里撒尿，我们都抚掌大笑。

想想那时候，在这里撒尿，当时的感觉可能跟孙悟空差不多，“此间乃尽头路了……等我留下些记号，方好与如来说话。”

只是，青春已逝，如来未来。

七

把自己归堆为知识分子，实在是心虚得紧。看看网上公布的人家读过的书单，更是觉得无地自容。掐指算算，我这辈子没有读完过十本书。我读书基本上是喜新厌旧，始乱之，终弃之。

但是我每天又有读书的坏毛病，一天不读书就觉得白活了。有一天晚上，我读到深夜，突然失声痛哭。我老婆吓醒了，说半夜三更发什么神经啊。

我告诉她，我在读一本书，它的名字是《我的父亲邓小平》。我是被里面的很多细节感动了。那就是，邓小平在受迫害最困难的时候，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中央写信，不是为自己辩解，而是反复要求照顾好自己的孩子。他的孩子，比他自己，比他的事业，比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都看得重。他是一个有人性的人，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普通的父亲。由一个有正常人性的、普通的父亲来管理国家，这个国家会不好吗？

我老婆说了什么我都忘记了，反正我记得她那天破天荒地没有呵斥我。后来她沉沉地睡去，我却大睁着眼睛等候天明。其实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回事儿，有人昏睡，有人始终大睁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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