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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理论】我们为什么极少判处他们死刑？

微信公众号 2025年07月26日 76 次阅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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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导读我自从写公众号以来，后台留言最多的就是关于判处贪官死刑的问题。很多朋友说，现在贪腐之风刹不住的根本原因是刑罚太轻，要是都判处贪官死刑，就没有这么多人敢铤而走险了。其实这个问题我很早之前就想写一篇文章回答一下，但是我非常纠结。

我自从写公众号以来，后台留言最多的就是关于判处贪官死刑的问题。

很多朋友说，现在贪腐之风刹不住的根本原因是刑罚太轻，要是都判处贪官死刑，就没有这么多人敢铤而走险了。

其实这个问题我很早之前就想写一篇文章回答一下，但是我非常纠结。

一方面是因为平台的审核机制，我怕这篇文章题材太敏感，导致辛辛苦苦做的账号被限流。（貌似已经不被推流了）

另一方面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法学和伦理问题，我怕自己说不清楚导致大家更加不理解。

但是思前想后，这个问题还是要回答一下的，所以今天，我就斗胆聊聊这个最为敏感的问题。

我们为什么很少判贪官死刑？

**01**

**什么是死刑？**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什么是死刑。

死刑，可以说是人类社会最古老且最严厉的刑罚方式。

死刑的起源可以追溯至原始社会，在那个茹毛饮血的年代，当个体生命遭受侵害时，受害者的亲属有权以同样剥夺生命的方式对施害者进行报复，这就是同态复仇规则，也就是我们俗语所说的“杀人偿命”。

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在国家与法律尚未形成的混沌时期，“杀人偿命”这种基于朴素正义观念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

随着奴隶制国家的诞生，死刑被正式纳入了法律体系，成为统治阶级维护政权稳定、惩治严重犯罪的工具。

古巴比伦的《汉谟拉比法典》规定，对盗窃神庙财物、杀害自由民等严厉罪行明确以死刑惩处，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将死刑纳入法律规定。

到了封建时期，死刑不仅依旧是各国法律规定的一种刑罚，其适用范围也进一步扩张，执行的方式也开始趋于残酷。

例如，我国封建时期的腰斩、车裂、凌迟等刑罚，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剥夺犯罪者的生命，更是统治者希望通过这种极度痛苦的行刑方式，向社会公众传递刑罚的威慑力，继而达到“杀一儆百”的治理效果。

然而，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上述这种依赖过于残酷的刑罚来达到威慑的治理模式，逐渐开始引发人们思考刑罚的合理性与公正性。

启蒙运动时期，以贝卡里亚为代表的思想家们，开始猛烈抨击封建刑罚的野蛮性，他们倡导刑罚的人道化与谦抑性。

贝卡里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指出，死刑的威慑效果并非如想象中那般绝对，长期的监禁与苦役同样能让犯罪人感受到刑罚的痛苦，且相较于死刑的不可逆转性，监禁刑更具矫正与改造罪犯的可能性。

在这一思想浪潮的推动下，西方社会开始了对死刑制度的深刻变革，从而为现代死刑制度的理性构建，奠定了理论基础。

死刑表面上来看，是对犯罪人个人生命的剥夺，其实背后涉及对生命权与国家刑罚权的权衡。

生命权作为人的最基本权利，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

而国家刑罚权则是基于社会契约理论所衍生出来的一种公权力，公民通过让渡部分权力赋予国家，以换取社会秩序的维护。

当犯罪行为严重侵犯社会秩序与他人权利，并突破了社会所容忍的底线时，国家在特定条件下适用死刑，本质上是在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与尊重个体生命之间寻求一种艰难的平衡。

但这种平衡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法治理念的更新以及犯罪态势的演变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以适应人类文明发展的脚步。

当代以来，呼吁废除死刑的呼声越来越高。

很多学者认为，死刑作为最为古老的刑罚，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应当被废除。

我们国家刑法学界主流观点认为死刑应当废除,分歧只在于时间的早晚。同时，我们国家还提出了这方面的特色理论，即国家学说抵触理论，持此理论的学者认为，死刑不符合社会主义国家"促进人的自由发展"的职能定位。

当今世界，保留死刑的国家其实只有55个，欧洲除了白俄罗斯外，都废除了死刑，美国于2023年在联邦政府层面暂停了死刑，但部分州保留死刑。

因此，无论从学术界的观点来看，还是从法律实践来看，废除死刑都是历史大势所趋。

////

**02**

**我国死刑适用的发展和趋势**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国家关于死刑的适用问题大致经历过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49-1979：少杀慎杀基调确立

在这一时期，我们国家对待死刑的态度是少杀慎杀。

1950年，首届政法会议规定，死刑由省级以上法院核准，1954年颁布的《法院组织法》明确了死刑核准权归属高院和最高院。

1956年，中共八大甚至首次提出了“逐步废除死刑”的构想。

可见当时我们国家最高决策层对于死刑的态度。

第二个阶段：1979-1997：严打扩张与制度倒退

这一时期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我们国家的刑法制度实际上是开了倒车，体现出在实践中标准越来越宽的问题，也出现了很多在今天看来根本就不是犯罪但却被判处了死刑的案例。

第三个阶段：1997至今：限制死刑的司法改革

立法方面，1997年，我国刑法界有一个大事，就是修订了刑法，也就是现行的刑法。

为什么说这是我国刑法界的大事？

因为这部刑法确定了罪刑法定的原则，废除了过去刑法的类推原则，删除了大量“口袋罪”，同时限制了死刑的适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现代刑法典。

此后，我们不断推出的刑法修正案，都在不断废除死刑罪名。

比如，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废除了13项非暴力经济犯罪死刑（如走私文物罪）。

司法方面，2007年，最高法收回死刑复核权，终结了地方分散核准死刑的模式，体现了中央对死刑慎用少用的坚决态度，死刑复核权收回后，我国死刑执行数量显著下降。

2010年，最高法确立了“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的原则，这一原则至今也是我们国家关于死刑适用的基本原则。

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历年工作报告数据来看，死刑适用的数量确实是呈现出持续下降的趋势。

2013至2024年的十年间，全国法院判处罪犯数量总体保持稳定，但判处死刑（包括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数占比却逐年递减。

在案件类型分布上，暴力犯罪仍然是当前我国死刑适用的主要领域，比如故意杀人、抢劫致人死亡、强奸致人死亡等严重暴力性案件在死刑判决中一直占据着较高比例。

这反映出我国在死刑适用上，始终将剥夺他人生命、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及安全的暴力犯罪作为重点打击对象。

与之相对的是，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等非暴力犯罪的死刑适用数量大幅减少，这也是很多群众不理解的原因。

其实，这种模式，不仅契合国际社会对非暴力犯罪逐步废除死刑的发展潮流，更彰显了我国在刑罚理念上从单纯的严厉惩罚逐步转向综合预防、人权保障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探索。

**03**

**我国职务犯罪死刑判决的分析**

十八大以来，我们开启了建国以来最为严厉的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着高压反腐的态势，一大批腐败官员纷纷落马。

那么其中到底有多少官员被判处了死刑呢？其实并不多。

十八大以来，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有2人，死刑缓期执行的有4人。

2021年后，没有新增的被判处死刑的案例。

也就是说，十八大以后，我们针对贪腐类犯罪只判处了6起死刑，其中4起还是死缓。

绝大多数的腐败分子被判处的是无期徒刑。

很多群众对此不理解，认为这是我们对贪腐分子的保护和包庇。

其实不然。

我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大漂亮，这个被很多人视为灯塔的国家，这个被很多人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法治最健全的国家，从1970年以来，对于职务犯罪判处死刑的案例是几个？

你猜猜？

答案是“0”。没有！

第二个例子，我国贪腐犯罪死刑适用率大概为26.35%，远超全球多数国家或地区。

欧洲因为没有死刑，因此也就没有对贪腐犯罪判处死刑的案例。

俄罗斯法律保留死刑，但实际上1999年以后就没有判处过死刑，也没有针对贪腐犯罪判处过死刑。

新加坡，这个所谓的最为廉洁，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国家，法律规定贪腐不适用死刑。

越南，这个同样的社会主义国家，2010年后仅判处了1例职务犯罪死刑案例。

中东国家（沙特、伊朗等），比例稍微高一点，适用率约5%，但针对的不是贪腐案件，而是叛国和侵吞皇室财产类犯罪。

以上数据都来自于UNODC的报告，不相信的朋友可以自行上网搜索。

所以，从上述两个事例来看，我们国家针对贪腐犯罪判处死刑的比例在全球范围内还是很高的。

但是，依旧不能让大家满意。

心情可以理解，但是事实上确实不能动辄就判处贪污腐败分子死刑。

为什么呢？

**04**

**为什么极少判处他们死刑？**

（一）法律框架与司法原则的限制

首先，贪污腐败类犯罪属于经济犯罪，不直接侵害生命权。

这是我们不能判处他们死刑的最根本原因。

我国刑法对于必死的范畴，规定的是罪行极其严重。一般这种极其严重的罪行主要是故意杀人、恐怖活动、涉毒等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犯罪。

而贪腐类犯罪属于经济犯罪，我们国家刑法对这类犯罪保留死刑条款更多的目的是为了震慑。并且，在法律明确将经济犯罪与暴力犯罪的量刑标准分离的前提下，无法轻易对贪腐类犯罪判处死刑。

其次，刑罚的谦抑原则作为现代刑法的基石性理念，强调刑罚的发动应当保持克制与谨慎。

只有在其他法律手段穷尽还无法有效遏制犯罪时，才动用刑罚进行制裁。

在职务犯罪领域，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虽然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但相较于暴力犯罪对公民生命权的直接侵害，其社会危害性具有间接性与缓慢性。

通过监禁刑、财产刑等刑罚手段，同样能够实现对职务犯罪的惩治与预防。

贪污受贿本质上是一种权力寻租行为，犯罪人通过滥用职权获取非法经济利益。对其判处财产刑，如没收财产、罚金等，能够直接剥夺其犯罪所得与再犯能力；判处长期监禁刑，则可限制其人身自由，使其无法继续利用职务之便实施犯罪，同时在监禁期间对其进行教育改造，促使其悔悟自新。这种多元刑罚体系的综合运用，既能达到刑罚目的，又避免了过度依赖死刑带来的弊端，符合刑罚谦抑原则对刑罚经济性与有效性的追求。

最后，死刑判决需要排除一切合理怀疑，且需经最高人民法院复核。

贪腐案件证据链复杂（如赃款流向、利益输送），容易存有疑点，难以满足“铁案”的标准。

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由于犯罪行为往往具有隐蔽性、复杂性，证据收集难度较大。

许多贪污受贿案件高强度依赖于证人证言、书证、电子数据等间接证据，证据链条的完整性与稳定性较差。无法达到 “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
的死刑证明标准，即便犯罪情节严重，也不能判处死刑。

此外，随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严格实施，通过刑讯逼供、威胁、引诱等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依据，这进一步增加了职务犯罪案件达到死刑判决标准的难度。

（二）国际司法协作与追逃追赃的现实需要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职务犯罪呈现出跨国化趋势，许多贪官在案发前或案发后将大量赃款赃物转移至境外，并潜逃至其他国家寻求庇护。

为了有效打击跨国腐败犯罪，加强国际司法协作与追逃追赃工作至关重要，我以前的文章就探讨过这个问题，追赃比追逃更具现实意义。

然而，有些国家基于人权观念、法律制度差异等因素，对与我国开展引渡合作时设置障碍，尤其是在涉及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时，态度更为谨慎。

他们往往认为我国动辄判处死刑，是没有人权的表现，基于此拒绝向我们引渡贪官、拒绝返还财产，导致我国跨国打击贪腐类犯罪难度陡增。

大家记不记得，当时赖X星被引渡回来时，加拿大方面就要求不得判处死刑。

所以，减少职务犯罪死刑的适用，能够有效降低国际司法协作的阻力，为追逃追赃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减少死刑适用作为一种务实策略，有助于打破国际司法合作的僵局，实现对腐败资产的追回与对腐败分子的惩处，维护国家利益与国际法治秩序。

（三）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的理性权衡

刑罚的目的包括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

特殊预防旨在通过对犯罪人施加刑罚，使其不再犯罪。

一般预防则是通过刑罚的威慑效应，预防社会上的潜在犯罪人实施犯罪行为。

翻译一下，就是，特殊预防就是对犯罪人的预防。一般预防就是通过对犯罪人执行刑法达到对普通人预防犯罪的功能。

在职务犯罪领域，传统观念认为死刑能够产生强大的威慑力，实现一般预防目的。

然而，实证研究表明，刑罚的威慑效果并非单纯取决于刑罚的严厉程度，更在于刑罚的确定性与及时性。

从特殊预防角度看，对贪官判处长期监禁刑，在监禁期间通过思想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等方式，帮助其认识犯罪危害、改正错误观念，提升其回归社会后的生存能力，更有利于实现特殊预防目的。

因此，在职务犯罪刑罚配置上，减少死刑适用，强化其他刑罚手段的综合运用，是基于对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关系的理性权衡，更符合现代刑罚目的理论。

（四）更深层次的考量

其实国家很少判处贪污腐败分子死刑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考量。

那就是基于分化腐败集团的需要、避免权力工具化的风险。

一方面，如果对贪腐分子一律判处死刑，其实相当于是断了他们“生”的希望，这样的话，涉案官员可能拒不交代、毁灭证据或抱团对抗，增加查处难度。甚至有一些手握重权的官员，如果他们在接受审查调查时就知道大概率会死，难免会“恶向胆边生”，做出一些比他们贪腐行为危害还大的动作来。

另一方面，国家把纪检监察机关定义为政治机关，一个很深刻的内涵就是反腐败斗争不仅事关法律，更是一场政治层面的斗争。如果对贪腐类犯罪大规模滥用死刑，有可能将此异化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让死刑成为清除异己的手段。

**05**

**结语**

综上所述，我国在职务犯罪领域极少判处死刑，并不是什么所谓的保护，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我国依法治国理念不断加强的表现。

从历史维度看，这是我国死刑制度从野蛮走向文明、从严厉走向谦抑的必然发展趋势。

从现实维度看，这是我国刑罚理念更新、人权保障强化、刑罚目的调整、国际司法合作需求等多方面因素共同推动的制度变革。

这一变革不仅彰显了我国法治建设的进步，更体现了我国在惩治腐败过程中，坚持法治原则、注重社会效果、追求标本兼治的科学理念。

在未来的反腐败斗争中，我们应该继续坚持“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的政策，不断完善职务犯罪刑罚体系，强化其他刑罚手段的惩治与预防功能，为构建廉洁政治生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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